乾隆五年（1740）秋，北京死了一个石匠，其丧事之风光轰动了京师，达官贵人接踵而至，内阁九卿纷纷往吊，连三朝元老张廷玉也差人送帖。原来该石匠生前承包皇家工程，死后留下巨额家产，又无儿女，义孙义婿争执不下，于是各自拉拢达官贵人以助声势，前去祭吊的官员可按品级分获500—2000两的酬谢，众官僚自然趋之若鹜。詹事府詹事陈浩竟流连忘返，在丧家陪吊数天。乾隆帝闻讯为之大怒，痛斥：“身为大臣，而向出身微贱之人俯首跪拜，九卿纵不自爱，其如国体何！”（《清高宗实录》卷129，乾隆五年十月下）
　　这只是清代士风下流的一幕。自古以来，中国士大夫注重气节和修养，为人居官推重信义、忠诚、刚直、清廉。但是，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，士大夫们越发难以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凛然的气节了，士风下流成了封建社会晚期的严重问题。有清一代，官僚士大夫们大多没有思想，没有节操，为追求荣华富贵，不惜奴颜婢膝，丑态毕现。嘉庆初，洪亮吉曾经指出“士大夫渐不顾廉耻”（《清史稿》卷356,《洪亮吉传》，中华书局1977年），后来龚自珍更明确地将之概括为“士不知耻”（《明良论二》，见《龚自珍全集》第31页，中华书局1975年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