省部级以上领导，当然更不差钱，如李渔要钱，说不定也汇款来，但李渔可能有点把握不准，生怕这么搞，被领导视为勒索，他索性不要钱。在李渔看来，巡抚以上官员，是一笔无形资产，把他们拉来出文集，那号召力没得说；而知府县官，看到自己与领导同列一本文集里，那心态就跃跃跳动，兴不可遏了，出多少银子都愿意：我与省长排名了，我与宰相同榜了，省长宰相看到自己除了会做官之外，还会作文，谁说不会被领导看上？由此连升三级也未可知。


　　编着这本《资治新书》，李渔与官员各取所需，在李渔那里，“借士大夫以为利”，在官员那里，“士大夫亦藉以为名”，一得利，一得名，推想起来是双赢，其实不然，李渔是实实在在得了利，他做书商做了大贾；官员真真实实出了名吗？未必！知道《资治通鉴》的多又多，知道《资治新书》者有几？官员出文集，厚重如砖，在缺乏卫生纸时代，多半被人如厕揩屁股去了；有卫生纸的人家，也只是以之覆酒瓮。


　　袁枚是文学大家，由他担任主编，在官员看来，那档次好比是获鲁迅文学奖，荣誉极了。他征稿函一发，立刻得到广泛响应。时任方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