编着这本《资治新书》，李渔与官员各取所需，在李渔那里，“借士大夫以为利”，在官员那里，“士大夫亦藉以为名”，一得利，一得名，推想起来是双赢，其实不然，李渔是实实在在得了利，他做书商做了大贾；官员真真实实出了名吗？未必！知道《资治通鉴》的多又多，知道《资治新书》者有几？官员出文集，厚重如砖，在缺乏卫生纸时代，多半被人如厕揩屁股去了；有卫生纸的人家，也只是以之覆酒瓮。


袁枚是文学大家，由他担任主编，在官员看来，那档次好比是获鲁迅文学奖，荣誉极了。他征稿函一发，立刻得到广泛响应。时任方面大员的毕沅与孙稆田，从财政里拔了巨款，编辑印刷费用全包；其它官员，“求入选者，或三五金不等，虽寒门学士，亦不免有饮食细微之敬。”三五金不等，显然说的是最差情形；最佳情形，三五百金，三五千金，也是多的，原因很简单，他们不是寒门学士，而是官场豪贵。袁枚这次征文，收录六十万字，归拢在《随园诗话》里。


诗歌不是小说，五绝七绝，五律七律，每首有几字？累计这么多字数，得有多少官员参与？官员除赞助外，再买一包几包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