助兴，也有限制：除“州郡遇使命经过应官侍者”外，各州县官“非遇圣节及赴本州岛公筵若假日，而用妓乐宴会者，杖八十”；《职制敕》规定各官“预妓乐宴会者各徒二年，不应赴酒食而辄赴各杖一百”。知湖州刘藻，因“在任专事筵宴，库帑告竭”，被降职罢官；干道五年，新知峡州郭大任，因被揭原在袁州任内“日事饮宴，殊不事事”，被撤除任命；淳熙三年，知嘉州陆游，因“燕饮颓放”被撤职；淳熙十四年，知平江府王希吕与祠禄官范成大、胡元质常相聚宴，“一饮之费率至千余缗”，孝宗怒而诎之。但朱熹检举了知台州唐仲友贪污不法之罪，其中包括“亲会宴集经月，姻族内外，一文以上皆取办于公库”，而且“逾滥”到每行宴饮，必召妓女，却没了下文。
虽然做陪客不自在，但能够挤上宴席，就是在享受一种待遇；而接受众人奉承，显示自己的存在，则是官长、名士们的专利，何况还可以慷国民之慨，图自己的利益，何乐而不为？要指望这些人办好百姓的事，也就基本上无望了。
